清穆宗同治帝载淳
民国史学名家蒋廷黻先生在一篇题为《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》的长文中曾这样分析英国入侵中国的原因：第一，经过工业革命，“在海外开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”;第二，“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”，对于以往的各种贸易限制，英国人“看为最野蛮黑暗，非打倒不可，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”;第三，作为彼时毫无疑问最强大的帝国，“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，英国觉得有进一步经营亚洲其他地区的必要”。
说白了，19世纪中叶以降，随着资本主义产能过剩与自需饱和，其发展战略必然转向亚太地区，这实际上就是“资本东移”的过程。恰如《白银资本》作者贡德·费兰克所讲：“在统一的全球经济和体系中，‘东方的衰落’和‘西方的兴起’肯定是互相联系的。”
于此中西对比的大背景下，国力衰退且饱受内乱的清政府自不是列强的对手。内忧未息，外患踵至，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，咸丰帝只得选择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该如何扭转颓势?唯有改革。故洋务新政大势所趋，不得不行。
然而，改革绝非包治百病的良药，尤其是在各种关系尚未捋顺的前提下，洋务新政的前五年，便是此番光景。
渊源：排挤“大股东”的中央集权
学界通常将洋务新政启动的时间定在1861年(咸丰十一年)，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是年成立，标志着改革指挥机构的出现。而恰恰这一年，清廷最高层权力格局出现了严重错位。
若要讲清楚如何“错位”，尚需对有清一朝的最高权力架构演变稍作交代。首先，笔者打一个或许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，清廷的中央领导体制，类似于私人家族股份制企业管理模式。在这个庞大的公司中，就权力的分配而言，帝王控股，皇族是大股东，八旗满人是小股东，汉族官员属于管理层。一言以蔽之，这是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结合。不过此模式的形成，亦是几经更迭。开国之际，清廷的中央决策方式乃“八王议政”。所谓“八王议政”，即满族最嫡系的皇亲贵胄一起商议军国大事，推举皇位继承人。作为国君，皇帝尚无独断专行的传位权力，故指定皇位接班人也须经过会议选举协商方能推举而出。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处在奴隶制晚期的贵族军事民主制。随着由偏居关外到一统江山的转变，“八王议政”的弊端逐渐显露。首先，在具体政务决策上，贵族集团各执己见，掣肘太多，容易导致扯皮，效率低下;更为致命的是，各位议政王都是大股东，一旦其利益或政见与皇帝发生激烈冲突，如果几人联合，就会掌握最高权力的控股权，引发政局动荡，甚至是威胁到在位帝王的统治。权力的过度制衡不利于专制时代的皇帝掌权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，加强集权刻不容缓。
为削弱“八王议政”，掌握绝对股权，康熙、雍正父子可谓前仆后继，费尽心机。先是康熙利用乾清宫西南的南书房，“择词臣才品兼优者”入值。入值臣僚除陪皇帝赋诗撰文、写字作画外，还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诏令，“撰述谕旨”。由于南书房“非崇班贵檩、上所亲信者不得入”，故它完全是由康熙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权力机构，随时承旨出诏行令，“权势日崇”。较之其父，亲历夺嫡之事的“四爷”雍正，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设立了军机处这个升级版的.权力机构。雍正七年(1729年)，因用兵西北，为确保军政机密不外泄，雍正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，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，辅佐皇帝处理政务。军机处奉命经办一切重大军政事务，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政治中枢。况且军机大臣无专职，亦无定员。军机处不设官署，除了奉命办事之外，自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，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，即“只供传述缮撰，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”。自军机处设立始，雍正将本是大股东身份的皇族成员一律排除于权力中心，清廷中央便形成皇帝一人掌握绝大多数股份，只允许小股东、职业经理人管理国家的体制。从此清代皇帝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、专制集权。康乾百年朝局稳定的出现，与此中央权力构架密不可分。